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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数了过去两百年间美国数百次布武海外的历史。这些行动所标称的目的五花八门，除了正式交战外，还有打击匪盗、保护美国公民及商业利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然而其深层动机往往是干预他国内政、巩固美国的全球霸权。这一模式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倚重与当地军队的合作来维持影响力。在此过程中，美洲学校（SOA）成为美国实施间接干预的重要工具——虽然其培训活动并非直接的军事行动，却实质性地加强了对拉美国家军事体系的渗透与塑造，从而以相对较小的成本维持了霸权控制。

　　冷战时期，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存在一个明显倾向，即非常热衷于在世界范围内频繁干预他国内政，卷入了多场地区冲突。在各类干预行为中，美国使用的具体手段千差万别，如直接的军事部署、外交胁迫、经济制裁等各种手段。而干预的结果有时甚至并不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美国政府这些“出类拔萃之辈”（借用大卫·哈伯斯坦的书名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策划出的一些行动有时是反理性的，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敌对，或出于对美国利益受到威胁的错误知觉。

　　1946年，美军在巴拿马运河区设立了该校的前身“拉美训练中心-地面师”。此时正值杜鲁门第一任期，杜鲁门政府（1945-1953）将美拉关系“由反法西斯同盟转变为政治军事联盟”。在拉丁美洲，美洲学校通常被称为“培养暗杀者的学校”（School of Assassins）或“培养军事政变者的学校”（School of Coups），两者的缩写也都是SOA。1963年，学校开始使用美洲学校的名称。1984年，学校迁移到了本土佐治亚州的本宁堡（Fort Benning）。

　　20世纪90年代，一些调查者公布了一份曾受训于该校的部分学员名单，他们在拉美可谓臭名昭著，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位：玻利维亚的乌戈·班塞尔（Hugo Banzer），他通过一场血腥政变夺取了权力；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阿根廷军政府将军，“肮脏战争”（Dirty War）策划者之一；罗伯托·德奥布伊松（Roberto d’Aubuisson），萨尔瓦多处决队的首领；米盖尔·克拉斯诺夫（Miguel Krassnoff），智利秘密警察组织国家情报部（DINA）军官；埃弗林·里奥斯·芒特（Efraín Ríos Montt），危地马拉独裁者，曾对原住民进行大屠杀。联合国萨尔瓦多线名该国军官应该对“肮脏战争”中的暴行负责，他们之中超过三分之二毕业于美洲学校。

　　1983年，一份名为《人力资源榨取手册》（Human Resource Exploitation Manual）的手册解密，里面除了常规的严刑拷打等手段外，还记载了感官刺激剥夺（deprivation of sensory stimuli）、麻醉（narcosis）和催眠（hypnosis）等刑讯方法。这本手册内容直接来自另一份1963年的中情局手册。这一清晰的证据表明美国对拉美反动军人的培训久已有之。1996年，几份共计千余页的教学手册进一步曝光，其恶劣事迹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根据这些手册，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会鼓励学员在“反叛乱”战争中使用拷打、勒索、绑架和处决等手段。美国国防部称这些“令人讨厌”的内容只不过是“断章取义”，持续否认教学内容中存在侵犯人权的教唆。手册还显示，学校还会教授人口控制、大规模社区注册、审查、渗透、监视以及其他“暴乱”的方法。

　　除了恐怖术和杀人技，学校的培训还包括“生活方式”的浸润。吉尔展现了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消费主义社会的理念和所谓的“美国梦”，将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世界观灌输到了拉美最具野心的军官脑海里，让后者成为反毒战争或“反叛乱”战争的代理人。学校将来自拉美国家的学员从他们本国军事环境中抽离出来，放置于美国打造的新环境中。在这种新环境中，学员把美军的纪律和先进技术与美国的“优越性”联系在一起，同时通过共享一种消费主义文化，将美式“良好生活”的定义内化于心间，从而慢慢地被美国人灌输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美国人正是通过推广所谓的“美式生活”（American way of life）理念，对学员完成文化层面的洗脑。

　　这些课程强化了拉美国家在安全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也强化了他们对美国人眼中所谓“暴乱分子”的定义。这些学员结业归国后，认为自己在名望和能力方面已经“高人一等”，他们由此会去推行一种种族和阶级秩序。学校的军事训练中最为顽固的一条价值观就是“有罪不罚的神圣性”（sanctity of impunity）。美洲学校承认，许多学员犯下了暴行，但由于其特殊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学校仍在不断地教育学员，让他们相信自己比同胞们更加高贵，让他们对政治透明和公民政治等概念保持怀疑。美国对拉美军人的培训没有让他们在军事上“更加专业”，只不过是加强了他们“使用武力的意愿”。

　　在拉美各国中，玻利维亚是美洲学校的一个重要“客户。”历史学家赫伯特·S.克莱恩（Herbert S. Klein）曾说过，“美国训练玻利维亚军队主要是为后者国内暴动的反叛乱政策服务的”。1962年到1963年，一共有659名玻利维亚军官参加过美洲学校的课程。1963年到1964年，玻利维亚军队中军阶最高的23人中有20人曾赴美洲学校参观考察。1967年10月，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就是在美国训练的玻利维亚游骑兵部队和美军特种兵的联合行动中被捕牺牲的。

　　书中还专辟一章，讲述了安第斯地区的反毒战争，即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政府与古柯种植者以及准军事组织的对抗。冷战时期，凭借“打击”这一极具弹性的范畴，几乎能将任何对现状的批评者纳入到框架里来。但是这一概念在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毒品战争扩大的后冷战时代变得过时。美军南方司令部（SOUTHCOM）热烈拥抱毒品战争，因为它使得南方司令部能够扩展与整个半球盟国军队的关系。反毒品训练提供了加强与伙伴国地方安全部队联系的机会，而中北美洲使用的低强度作战策略很容易被调整为禁毒战争。在安第斯地区，“毒贩游击队”（narco-guerrilla）这一术语短暂取代了“者”的位置后，又被听起来更具威胁性的“”（terrorist）所取代。

　　其实在拉丁美洲各国，反对之声一直存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中情局希望想要将美洲学校巴拿马校区的租约延长15年，诺列加将军予以拒绝。该校在尼加拉瓜主要用于继续培训暗杀小队和右翼反动军官。诺列加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即使美国并不乐见这种情形，我们依然坚决并骄傲地坚持托里霍斯将军留下的理念。美方希望继续延长或重新商谈美洲学校的设立方式，随着中南美洲与日俱增的战备需要，他们仍然需要这个机构。然而，美洲学校却对我们造成了困扰，我们不希望杀手及右翼军队的训练基地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源于“半球防御”理念的美洲学校是美国冷战时期对控制拉美的工具。它的目标是塑造拉美国家的军官群体，使其成为美国安全学说、主义、反叛乱战略以及后来毒品战争理念的传导带。这是一种通过精英社会化来实现的统治方式，而非直接的领土控制。通过训练拉美军队，使其内化由美国界定的“威胁”，美国得以减少直接军事干预的需要。从霸权逻辑看，美洲学校是一个投入少、收益大、效率高的霸权维持项目。那些经过美式洗脑和军事训练的独裁者与刽子手，正是霸权主义者对拉美这片土地上自主探索的残酷否定。